1998年2月28日11时15分，平城开往西安的K269次列车抵达终点站西安火车站。
喧嚣的车厢随着拥下去的旅客安静下来，五号车厢的乘务员胡颖梅，在车厢门口的站台上迎下车厢里最后一位乘客，返回车厢内放下踏板关好车门，站在车厢门口观察行李架上，看看是否有乘客遗落下行李物品。
她一眼看到车厢中部右侧33、34、38、3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，放着两个灰色的旅行提包，连忙又回到车厢门口打开车门下了车，站在下面往出站口方向张望。
熙熙攘攘的人群缓缓的往站外移动，人流渐渐稀少了，没有人返回来。
胡颖梅看到列车长巡视过来，向他报告了情况，车厢里有两个被乘客遗落下的提包。
列车长跟着她上车进车厢看了一下，用手拉了拉两个提包，这两个提包分量挺重，拿手按了按，里面软囔囔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
提包的拉锁都用一个黑色的小锁头锁着，两个提包的样式完全一样，看样子都是新的。
列车长看了一下手表，再有十五分钟，列车就要驶离站台进库，不能再等了。
他让胡颖梅去叫来几个男乘务员，几个人提起两个旅行包，送到了车站派出所的值班室。
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听列车长说完情况，让列车长、胡颖梅和同来的几个男乘务员做个见证，找来一把钳子把一个提包上的锁头绞断，拉开了提包的拉锁。
提包一打开，只见里面的东西用白色塑料布包裹着，民警把塑料布往开一拽，一只惨白的人脚露了出来。
胡颖梅惊叫一声捂着嘴坐到了地上，列车长和几个乘务员也惊慌的退到了后面。
值班民警扔下手里的钳子跑到办公桌前抄起了电话，向值班领导报告。
西安铁路公安处、西安市公安局接报后，相关领导带领刑侦技术人员赶到了现场，对两个旅行包内的物品进行了勘验。
两个旅行包的规格、款式、大小、新旧程度完全一样，均为灰色新人造革所制，旅行包长七十公分，宽三十二公分，高三十七公分，旅行包两边分别印有北京市美术馆和博物馆图案。
一个旅行包内装着被白色塑料布包裹着的六段人体四肢，分别是被截成两段的两条腿和截去手掌部分两条胳膊，这个旅行包重22公斤。
旅行包底部垫有白色塑料布和一块灰色旧布，布上有一层油泥，沾满了血迹。
肢体切口处用新棉花填堵，旅行包内两侧、两端塞着一条蓝灰色毛线裤、一块蓝色斜纹旧布、一条灰色三角裤衩。
另一个旅行包内放着一具用白色塑料布包裹着的无头男性躯干，躯干上有五处用锐气切割形成的断离面，分布在颈下部、两肩及两髋处，这个旅行包重24公斤。
胸腔伤口处内外，塞着大量新棉花，腹部塌陷，内部脏器完整，左下腹部有手术疤痕，脊椎胸曲部较高。
包在躯干外面一层的是一块6×4尺的紫色旧被面，里面一层是一条6×4尺的旧棉套。
死者躯干上穿有一件95公分的蓝色圆领半袖针织汗衫，躯干下面垫着一张报纸和一件男式灰色布衬衣一件。
死者的肢体均被锐器切割断离，两下肢的大腿外侧和小腿汗毛浓密，脚长24.1公分，前脚掌宽9.8公分，趾甲肥厚，修剪的比较整齐。
两脚均有第二脚趾压在拇指和第三脚趾上的明显压痕，脚掌皮肤茧较厚，脚趾间有脚间藓。
死者皮肤较黑，营养状况一般，全身皮肤清洁，尸斑位于背侧，呈暗红色，指压不褪色，四肢尸僵不明显。
尸体的躯干与四肢部位经过复合，证实是一个人的，复位后长度为151公分。
经过解剖后检验，内脏各部位完整，除右肺尖部有陈旧性结核病灶钙化之外，未发现有中毒或其它异常现象，死者的血型为BM型。
法医技术人员对尸体尸检后分析判断，这是一起恶性碎尸案。
尸体无头、无手，无法从面貌特征、指纹上查明死者的身份。
因此决定，一方面再次仔细、反复地检验尸体，对尸体表面上有特殊记号的位置，做好详细标识；
另一方面迅速组织人员发动群众，查找装着碎尸的两个旅行包上车的地点，落实尸源。
西安市公安局和西安铁路公安处的办案民警分成数支调查组，同时展开调查工作。
这趟列车的始发站是平城，途经大小二十一个停车站，行程一千三百余公里。
在这么漫长的行车线路上，想要查出来这两个旅行袋是从哪一站上的火车，比大海捞针还难。
调查组的侦查员首先下到西安铁路局、车辆段、客运段，走访了运转站、检车员、车电维修的相关部门和人员，了解2月28日到站的K269次列车的出入情况。
另外，组织随车的所有乘务员进行回忆谈话，并且对相关的检票员、安全员一百四十余人进行了调查走访，但是没有发现问题和相关线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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