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人意料的是，邓演并没有趁机挥军过海，灭掉这三个国家，反而开始认真地经营起叶调国来。
原国王斯达为总督，邓演则自任为当地的护海将军，牢牢掌握着军权，并任命属下李合、钟德等人作为行政官吏。
从原先的部落首领中挑选了一批人，扶植他们上位，平衡各方的权力，同时改革了当地的制度。
将大部分的奴隶都释放为平民，官制也全部改成了汉制，由于当地并没有统一的语言，邓演趁机开办学校，推行官话，也就是洛阳话。
这可是他的老本行，十分擅长，当地还没有正式的文字和语言，这一切也给了他机会。
一个地方，只要从文化上改变了他们的思想，同宗同源，就会彻底的认同大汉这个宗主国了。
所以他一点儿也不着急，长住下来稳打稳扎，一边发展叶调的经济，一边传授文化思想。
而对于对岸的黄巾半岛，也开始在经济和文化上进行渗透，让他们震慑于大汉的威武雄壮，也羡慕于大汉的富饶与仁慈。
他在给刘志的信中，将自己的打算详细的叙说了一遍，而在广州港口，新的楼船又在加紧建造，未来将会打造成为一支远洋舰队。
以象牙海湾为中转港口，继而驶向全世界。
时间来到了熙元五年的夏天，中原五州突然开始了大范围的干旱，但由于这几年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，又赶制了一批提水车。
所以旱情虽然很严重，但各地在统一调配之下，还能勉强维持。
只是由干旱引发的高温天气，却使得各地的温度一直持续上升，古时候既没有空调，也没有电风扇，干旱情况下，水也变得弥足珍贵。
干旱是从六月中旬就开始了，到了七月中旬的时候，各地都有不少因为中暑而引发的急性死亡事件。
刚开始死亡的人主要都是些老弱病残，如此热浪之下，这也是正常现象，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。
只要天气好转，一旦温度下降，这种状况马上就能得到改善。
到了八月底，天气突然开始变化，不但开始降雨，甚至下起了冰雹，有时还伴随着龙卷风，气候十分的诡异。
有许多地方，都从差不多后世四十四、五度的气温，陡降至几度，温差之大，骇人听闻。
这样的极端天气，似乎又回到了几年前，冲帝年间便曾记载：当暖而冷，当寒而热，夏冰雹冬温暖，阴阳失调，天地失和。
在长期的干旱之后，受到这样恶劣气候的摧残，许多地方的农产品都欠收了。
而且由于天气骤冷骤热，导致大量的百姓无法适应，继而生病死亡。
刘志为此忧心忡忡，一边让国师张道陵开坛做法，为大汉百姓们祈福，一边斋戒谢罪。
同时，他心底的不安也越来越厉害，为此特意找来太医令窦云详谈。
也不怪他如此担忧，据记载自汉安帝元初六年（119年）的“夏四月会稽大瘟”之后，几乎每隔几年，就会发生一起或大或小的瘟疫。
安帝期间三次大疫，顺帝时期也暴发过两次大的瘟疫，最近的一次是在他登基之后，也就是建和三年的冬天。
司隶州的河东郡爆发了瘟疫，当时报上来的情况十分凄惨，据说有些村庄十去六七，死了一多半。
死者相枕，郡县阡陌，处处有之。
由于离京师比较近，还引起了一阵集体恐慌，所幸后来在隔离后，并没有进行扩散，被压了下来。
至此之后，刘志一直很担心，特意让窦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，务必要找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来。
如今又是三年过去了，他担心历史重演，所以才紧急召见窦云，询问有关瘟病的治疗方案，到底怎么样了。
“回陛下，臣已经有了些进展，但效果如何还需要检验方能知道。”
汉末一直绵延不绝的大瘟疫，来源到底如何，已经无法弄清楚，有的怀疑是因为气候多变，导致的症气流行。
但还有一种说法，当初匈奴大败，为了报复和诅咒汉军，便出动了萨满大法师。
《汉书》记载，一名匈奴俘虏曾说：“闻汉军当来，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。”
也就是说，将那些发瘟死去的牛羊，埋在汉军所过之处的水源之地。
在匈奴人看来，这是巫师用病死牛羊之类污秽邪物发动的诅咒，但这种行为真正的杀伤力，显然是病毒。
当时的人们，把它称之为“伤寒”，所以三国名医，医圣张仲景所着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就专门阐述了这个病症。
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，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，气绝而死，有些患者还有血斑瘀块，发病急而且猛，死亡率很高。
很显然，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“伤寒”，因此现代医学专家认为，它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，一种死亡率高达50%以上的烈性传染病。
从汉末到三国的一百多年间，这种瘟疫一直潜伏在中原地带，从未绝迹，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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