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陕西“三线”建设工地后，白素珍并没有去挖山、开石、伐木、筑洞，没有干这些男人们做的事情。她的岗位是孝天县民兵师宣传科广播员，兼做打字文印之类的工作。
这样安排当然是领导对她的照顾。
不过，对于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白素珍来讲，要做好这些工作，也并非易事，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。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，她都要一遍又一遍地试读。不会认的字，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，反复地练习，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。打字更是细致活儿，为了熟悉每个铅字的位置，她经常通宵达旦地排版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
她从零开始起步，花了两三个月时间，终于干得像那么回事了，时不时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表扬。工作让她有了成就感，让她的生活变得充实而且有意义。不过，紧张的工作并不能减轻她对家人的思念，特别是想念活泼可爱的儿子加根和女儿加枝。
回王李村探望是不现实的，接加根加枝来陕西更不可能。她只能忍受着思念的折磨，用书信和眼泪，来排遣这种牵挂带来的痛苦。每个月领到工资后，交过生产队的副业款，留下必要的生活费，她就会去给养母及两个儿女买东西，通过邮局寄到王李村。邮给养母的主要是白木耳和冰糖，邮给加根加枝的有铅笔、作业本、字帖、毛线衣……
白素珍在陕西的深山老林里呆了两年多。
铁路建设工程下马后，她又随孝天县民兵师转移到了HUB省YC市，投身葛洲坝水电站工程建设。
她的工作岗位依然是广播员和打字员，但事情明显减少了，不像以前那样忙碌。由于生活在城市里，衣食住行比较方便，各方面条件明显改善，她又想到了把女儿加枝接到身边来。带着试试的心理，她大着胆子向孝天县民兵师领导提出申请，没想到领导居然批准了！
白素珍喜极而泣，高兴得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。高兴过后，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：加枝已经上初中，没有宜昌本地户口，来后去哪儿上学读书呢？
她到附近的几所中学打听了一下，好说歹说，别人都不同意接收“黑户”学生。在她几乎绝望的时候，附近驻军部队子弟学校的领导开了恩，答应了让加枝插班的要求。
女儿上学的事情安排妥当后，白素珍就请了几天假，回孝天县杨岗公社王李村。
当她提出接加枝去宜昌时，又遭到了王厚义的阻挠。
厚义原本以为，素珍把加枝放在王李村，是在向他示好，发出了回心转意的信号。他满心指望通过加枝这根“导线”，将位于两端的“导体”接通，让他们夫妻破镜重圆。
没想到，白素珍又要把加枝接走，他当然不能同意。
两个早已分道扬镳的冤家，又在王李村大闹了起来。不过，最终还是白素珍占了上风。再怎么说，加枝的户口在白沙铺——这孩子是法院判给她的。她接走加枝的理由充分着呢！
就这样，素珍和加枝母女俩又在YC市团聚了。
新的生活开始后，她们本以为自此就可以安定下来，可事情又总是难以随人所愿。
白素珍想到自己不到三十岁，女儿就上了初中，由于怕别人笑话，或者邻居及同事问七问八的解释起来麻烦，就嘱咐加枝平时不要喊她“妈”，改口叫她“姨”。
她的想法很简单，而从白沙铺一起来的老乡却不领情，因为他们都知道她的底细。于是，闲言碎语铺天盖地。
有人说，白素珍之所以不让加枝喊她“妈”，是为了掩盖两人之间的母女关系，隐瞒自己结过婚的事实，好重新找人。还有人说，她之所以能够当上广播员和打字员，是因为与孝天县民兵师的领导不干净……
听到这些，白素珍肺都气炸了。
她把被窝行李一卷，找到孝天县民兵师领导，非要调到炊事班去喂猪不可，并且气呼呼地说：“我去炊事班喂猪，看看那些人还有什么好说的！”
民兵师领导仰着头大笑起来，说她简直就是个孩子。
“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要说什么让他们说去，何必为这些烂嚼舌根的怄气呢？”民兵师领导这样劝她。
这事尚未平息，新的打击又接踵而至。
白沙铺公社通知白素珍，由于她拖欠应该交生产队的副业款，生产队准备停发她和加枝的口粮，而且要下她们母女俩的户口……
白素珍真的走投无路了。
要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，她是不可能按时足额缴纳副业款给生产队的。如果口粮停发了，她和加枝吃什么呀！
正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加枝的班主任老师突然来家访。
白素珍以为女儿在学校里犯了什么事，非常紧张。
班主任老师笑着说，她来家访与加枝没有关系。她是受驻军部队一位军官之托，特意上门来作媒的。
这位军官姓马，是基建工程兵部队某部营教导员。他老婆得癌症去世了，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。因为四川老家没有亲人，马教导员既要上班，又要带小孩，根本顾及不过来。马教导员的大儿子与加枝是同班同学，这两个学生的家庭情况班主任比较了解，所以就萌发了牵线搭桥的想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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