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上，白素珍就睡在这“灵堂”里。人去物在，触景生情。她时而痛哭流涕，时而抚摸着骨灰坛同三货讲话，或者如木雕泥塑一般地坐着发呆。白天，她不是痛哭哀号，就是大声叫骂。要大货退出那六百元钱，去为苦命的三货申冤报仇。
白大货怎么可能退钱呢？那钱已经用来偿还了做房子的账债。他摆出一副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样子，耷拉着脑袋，不表任何态。不管姐姐骂得多么难听，他都不还一句嘴，完全是一幅逆来顺受的样子。白素珍要他退钱，答复只有一句话，钱都还了账，他拿不出钱来。
“那钱是抚恤金，是三货的性命换来的。对三货有抚养之恩的人才能得，靠三货生活、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亲属才能使用。你是生过三货，还是养过三货？你说你是大哥，可以算作亲属，但你年纪轻轻的，又不是缺胳膊少腿，凭什么拿那钱？有什么脸面用那钱？”白素珍有理有据，咄咄逼人地质问。
大货还是一言不发。
“三货出生八个月，就被那个黑心烂肝的老母狗抛弃了，是王李村的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。他最应该报答的人是姑妈，是他的养母。只有他养母才有资格得到这笔钱。你要是不退出那六百元钱，就要替三货履行赡养姑妈的义务，为姑妈养老送终！”
“行。我愿意养姑妈。”大货终于开口表态了。
白素珍一怒之下就去了杨岗公社王李村，真的把她养母接到了白沙铺。随同一起来的，还有她儿子王加根。
当双耳失聪的白氏吃力地听大家解释，看大家比划，弄清楚了素珍接她来白沙铺的意图时，又不乐意了。
“我又不是没地方住，又不是没有人养。我赖在大货这儿算怎么一回事？外人会说我是有米的叫花子。”老人家噘起干瘦的瘪嘴巴，老大不高兴的样子，“再说，我也离不开加根。总不能让加根也到白沙铺来住吧！”
无论白素珍怎么苦口婆心地劝说和解释，老人家执意要回王李村。白素珍一筹莫展，相当为难。
“这不怪我不养姑妈，是姑妈自己不愿意来白沙铺的啊！”大货见到这情况，心里一阵暗喜，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儿幸灾乐祸。
白素珍气呼呼地白了他一眼，还是不肯善罢甘休。她突然想到，如果生母不随大货去武汉，公安局交警大队就没办法处理这起事故。于是把怒火转嫁到她母亲身上。她让养母暂时住在大货家里，自己带着儿子加根，怒气冲冲地步行前往陡岗公社万安村。
就这样，加根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外婆。
在此之前，关于外婆的信息，他都是从白素珍的咒骂声中了解的。好吃懒做，好逸恶劳，黑心烂肝，冷酷无情，蛇蝎心肠，行为放荡，臭不要脸……这就是刻在他脑子里的外婆形象。直到他看见外婆，与外婆短暂地相处之后，他才发现，外婆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。消瘦的身材，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，说话轻言细语，待人有礼有节，还特别勤劳。平日在生产队里出工，回家就做饭、洗衣服、扫地、喂猪、喂鸡，干各种各样的家务。看上去，与王李村的奶奶差不多。
外婆的麻子丈夫早就不在武汉做生意了，回村与老婆一起劳动。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。按亲戚关系，加根应该叫他们幺舅和小姨。遗憾的是，加根没办法跟他们亲热。
白素珍带着他来到万安村，还没进外婆的家门，就开始大声叫骂，把村子里各家各户的人都招引出来了。加根觉得很丢人，很没面子，但又没办法阻止妈妈的过激行为。他只能低着头，跟着妈妈往村子里面走，一直来到外婆的家门口。
加根他外婆、继外公、幺舅和小姨都在家里，听到白素珍的叫骂都不敢回应。两个老人躲在屋里不出来，两个年轻人出来迎接他们。无论白素珍骂得多么难听，表现得多么凶狠，家里人都装聋作哑，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。
白素珍说，既然大货退不出钱来，那六百元钱就应该由生母出，因为是生母“恬不知耻”地冒充三货的亲属，去武汉处理的丧事。
加根他外婆躲在房间里抹眼泪。她应大儿子之邀，去武汉处理三儿子的丧事，又有什么错呢？再说，这本身就是一件让她非常伤心和悲痛的事情。六百元钱的抚恤金全让大货全部拿走了，她一分钱也没有得到，凭什么让她退钱呢？再说，就是把她的家当全部变卖光了，也不值六百元钱啊！老人家也不想与大女儿讲道理，只是避其锋芒，一句话也不讲。白素珍骂她咒她，她还不声不响地为大女儿和外孙做饭吃，安排他们晚上睡觉的地方。
白素珍在万安村闹了两天，什么结果也没有，只得带着加根无功而返，重新回到白沙铺。
正在她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而伤神的时候，广播喇叭里播放了一条重要新闻。
紧接着，白沙铺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上就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。宽敞的街道上，还涌出长长的游行队伍。人们高举着红旗、彩旗和标语牌，敲锣打鼓，燃放鞭炮，整齐划一地呼喊着口号。
国家突然之间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三货的冤情就显得无足轻重了。由于看不到翻案的希望，白素珍只好选择放弃。她让加根带着奶奶回王李村，自己到孝天城乘坐火车返回河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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